12岁女孩怀孕问题引发拳击热潮

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东郊，浓雾覆盖了密集的棚屋和高耸的电线杆，尘土飞扬的道路旁，一个年轻少年神情沉默，双手插在口袋里，含蓄而佝偻。巨大的洗衣粉广告牌高悬在他头顶上，仿佛象征着过去。摄影师桑图·莫福肯25年前拍摄的《滕比萨之冬》，更是将这种对比深刻地呈现出来。时光已逝，尽管广告从洗衣粉改变为电商、汽车和快餐，但滕比萨仍在与过去、与城市的繁华形成鲜明对比。这座贫民区常住人口超五十万，人群密集、环境萧条。根据最新数据显示，撒哈拉以南非洲超过一半的城市居民生活在贫民区，总人数达2.65亿，这一趋势在城市化进程中显得越发严峻。

滕比萨不只是约翰内斯堡旁的一个贫民区，更是南非乃至整个非洲城市低收入群体的缩影。随着城市的扩张和人口的涌入，社会发展却难以跟上，许多人担忧到2050年时，非洲城市中将有近60%的居民生活在过度拥挤、缺乏基础设施及卫生条件差的环境里。作为非洲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先行者，南非能否通过改变贫民区的面貌，为非洲的城市化找到出路？

在约翰内斯堡桑顿区的一个公园里，从简陋的棚户区，可以俯瞰周围现代化的建筑群。滕比萨社区的巨大广告牌并不是为当地居民服务，而是面向R21公路——这一在种族隔离时期建造的要道，连接起比勒陀利亚与约翰内斯堡。贫民区的另一端则是熙熙攘攘的桑顿区，光鲜亮丽的摩天大楼与四周杂乱无序的居住环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种情况在全球范围内也显得独特。在开罗、雅加达和马尼拉等城市，贫民区通常与繁华的城市中心相互依存。然而，直到1994年，约翰内斯堡的贫民区依然是零散而破碎的布局。这一切源于南非种族隔离的历史，行政决定而非市场选择导致了这一切的形成。

在将近一个世纪前，南非白人政府实施了《土地法》，限制黑人拥有的土地面积，仅允许其占总土地的13%以下。加之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旱灾，大量黑人失去了生存的田地或牧场，只得前往城市或金矿打工，但这又进一步加深了白人政府对城市“纯洁性”的担忧。

1948年，种族隔离政府上台，随后不久颁布《集团地区法》，禁止非白人居住在白人社区。政府迅速划定500多个专供黑人居住的区域，从此“城镇”成为了南非贫民区的代名词。

曾经，乔安娜的祖父母也经历了被迫迁移的命运。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他们被告知要“收拾行李”，第二天便被军警护送到索韦托，在新环境中，人们开始以家乡为标记生活。尽管生活在矿山和黑烟中，人们却把这里视为新的归宿，正如索韦托名字的谐音所暗示：“我们还能去哪里？”

记者在索韦托的社区卫生中心遇见了乔安娜与同事们，提起滕比萨，她们流露出自豪的神情，认为索韦托显然比滕比萨要美丽得多。索韦托是最大的模范黑人乡镇，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种族隔离政府在此建造了大量砖房，以给外界留下黑人生活良好的印象。然而，真正的情况却是1970年时，官方统计的60万居民在实际人数上远超百万，这意味着每平方公里居住了超过1.18万人。

在20世纪80年代，曼德拉领导的非国大会开始在黑人社区招募成员，活动人士发现最能够激发妇女积极性的，是生活中的不平等问题，尤其是缺乏卫生设施。因为缺乏上下水，居民只能使用简陋的桶厕，这种极端的卫生条件令家庭中的每个孩子都不得不承受健康上的风险。

乔安娜是家中第一位大学生，她的命运在于1976年“索韦托起义”的涌现。那一年，学生们因抗议强迫学习白人语言而走上街头，政府的镇压却导致无数学生遇难。此事件被视为反种族隔离运动的关键节点，曼德拉曾指出，所有南非黑人都应铭记这段历史。